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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- 你的潜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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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的潜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
  我建议你给自己一些机会展示这方面的能力,或许像我一样,你会惊讶自己的潜力远远超过了想象中那样。
  ——李开复
  这是李开复写给中国大学生们的信中的一句话。信写于2000年夏天,里面讲了他自己的
  一个故事:
  我在苹果公司工作的时候,有一天,老板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替他的工作?我非常吃惊,表示自己缺乏像他那样的管理经验和能力。但是他却说,这些经验是可以培养和积累的,而且他希望我在两年之后就可以做到。有了这样的提示和鼓励,我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。果然,我真的在两年之后接替了他的工作。
  “我建议你给自己一些机会展示这方面的能力,”李开复接着对大学生们说,“或许像我一样,你会惊讶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潜力远远超过了想象中那样。”
  这封信后来在众多媒体上公开发表,还有一个正式的题目:《致中国大学生的一封信》。那时候李开复已经离开中国,但是他在这封信里留下的很多思想,一直在学生中间广泛传播。这一点,我们在后面还要陆续谈到,现在只提一点,他认为,教育的目的,就在于使孩子的潜能最大程度地发扬出来;接受教育的目的,也就是寻找“最真实的自己”,而一个“真实的自己”往往比“想象中的自己”更好。
  美国著名作家威廉·福克纳说过:“不要竭尽全力去和你的同僚竞争。你更应该在乎的是:你要比现在的你更强。”李开复把这句话告诉大学生们,然后说,只在一所学校取得好成绩、好名次就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,是可笑的。“要知道,山外有山,天外有天。在二十一世纪,竞争已经没有疆界,你应该放开思维,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,给自己设定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标准,才会有准确的努力方向和广阔的前景,切不可做‘井底之蛙’。”
  消极的图像离他远去,积极的图像回来了
  有了那次经历,我忽然意识到原来的想法错了。打败别人,得第一名,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,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你自己,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。
  ——沉向洋
  “一个人明白一个道理,都是有一件事情作为契机的。”沉向洋这样说,接着就开始讲
  述那个成为他的“契机”的故事。
  1980年,向洋成为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的一个大学生。那一年他13岁,是这所大学“最年轻的学生”。这引起老师和学生的激动,好多人都说这学校里出了一个“神童”,但是他自己却在心里觉得,进入这所大学是“一次失败的经历”。
  “我让我的中学老师失望了,后来都不好意思见他。”他这样说。
  实际上向洋在中学时代一直是老师最宠爱的学生,因为他年龄小,还因为他的成绩好。老师们都偏爱成绩好的学生,把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,向洋的班主任当然也不例外。
  高考之前老师带着向洋去体检,就像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,跟在医生身后,亦步亦趋,面色紧张,直到最后,终于吐出一句话:“我这个孩子没有问题吧?”
  医生说:“没有问题。”
  老师笑了:“没有问题就好。这孩子是‘北大化学系的预备生’。”
  老师虽然在开玩笑,其实在心里早为这孩子设计好未来的大学,那就是北大。可是期望也是有重量的。一个孩子在日愈优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,身上肩负着那么多人的期望。这期望比考卷更沉重。
  “心理压力的承受能力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培养,我也说不清楚。”多年以后向洋回忆当日情形,那种感觉还是非常清晰:“我高考就是因为心理压力,才失手的。”
  “考试考得好不好,成绩单都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啊。”那些日子他整天就在想这件事。不知不觉又开始拉肚子了。他明白这不是个好兆头,表明心里那种恐惧感正在上升,但是除了他自己,没人知道。
  有人说,自信来源于成功的暗示;恐惧来源于失败的暗示。这话是有事实根据的。你心中的图像千千万万,总有一些属于你自己,它在无形之中释放出力量,引导你朝着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着的那个方向走去。如果你抓住的是“自信”,它就会引导你走向成功,如果你捉住的是恐惧,消极的结果就会产生。
  高考的第一天上午就出了问题。
  作文的题目是《读画蛋有感》。向洋知道这是在说“达芬奇画蛋”的故事,但他心里紧张,写了半天竟都不知写了什么。
  老师在考场外面等着,见他出来,连忙问长问短。向洋还没说几句话,就见老师的脸色一下子刷白:文不对题。40分的作文,顶多能得5分。
  下午接着考数学,向洋又失手了。多少次模拟考试都是满分,可这一次,竟然看错一个题。
  最后的分数大失水准。期待中“北大化学系”是没戏了。老师还想挽救,要他报名“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”。那也是向洋向往的地方,但是他再次失望:人家的招生名额已经满员。
  向洋就这样来到南京工学院。
  这样一个结果在旁人看来,已经是了不起的,在他来看,当然是一次“失败”。就像他自己说过的,他“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天才,无所不能,有时候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”。现在,那个“什么也不是”的形象占了上风。他开始“混”,身上那种贪玩好动的本性全部爆发出来。他迷上了足球,后来还学武术、练拳击,“混”过一年级,“混”过二年级,又开始“混”第三年。
  但是“失败的经历”始终让他耿耿于怀,那也许是一种遗憾,但更像是“不服气”。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在涌动,总是在寻找新的机会重新试一试,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。他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忽然意识到的。
  有一天,老师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。这老师本是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,临时代讲电子线路课。在讲台上站了几天之后,她的眼光就集中在这个年龄特别小又特别淘气的学生身上。
  “咳,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吗?”她对向洋说:“你不应该混啊。你应该向查礼冠那样子才对啊。”
  向洋知道这个查礼冠:她是当年全国唯一的女教授,有非常了不起的学术成就,举国闻名,也是向洋心中的偶像。现在,老师居然把他和查礼冠相提并论,这就像是有个什么东西,把他心里的那个开关打开了。
  “我从老师办公室出来的时候,胸中腾起一股豪气,真正觉得应该好好读书,做一点事业出来。”
  那一天向洋做了一个决定:考查礼冠教授的研究生。
  但是要让一个玩惯了的孩子坐下来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克制力不是天生的,而是后天养成,这在任何人都一样。谈到这一点,向洋深有感慨:“纪律性是训练出来的,小孩子是绝对不会有纪律性的,而且这一定是可以训练出来的。”
  克制的含义不只是约束,它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确定自己的目标,并且坚持到底。这需要内心的欲望,也需要外界的力量。向洋不缺少内心的欲望,但他缺少外界的力量。
  看来,人的一生若要走向成功,真是需要一系列的机缘,向洋此时的机缘是他的一个同学带来的。
  这一天向洋把自己的新决定告诉同学,同学听得两眼放光。他比向洋大好几岁,有很强的自尊和自信,有长远的理想,而且做事认真。在大学的前三年中,他的学习成绩比向洋好很多。最重要的是,他了解向洋,两人常在一起玩,彼此相知。
  “其实你这家伙比我强,”他对向洋说,“就是不自知。”
  “真的?”
  “你要是不相信,咱们就试试。”
  “可我就是坐不住。”
  “没关系,照我说的做。”
  从这句话开始,每天晚上,两个人一同走进教室,占据一个角落。同学命令向洋坐在里面的座位,而他自己坐在外面,拦住向洋出去的通路。
  “我想出去一会儿。”向洋很快就坐不住了。
  “不行。”同学斩钉截铁。
  “我想去洗手间。”
  “也不行。”
  4个月后,两个人一起考上了研究生。这一次,向洋超过他的同学,也超过所有考生,成为全系的第一名。
  毫无疑问,变化已经发生在向洋身上。这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东西,甚至也不是那个“第一名”,变化还发生在他的内心:消极的图像离他远去,积极的图像回来了。
  他后来是这样谈论那次转变的:
  那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事。我好像突然就明白了很多道理,虽然说不上是大彻大悟,但也算是一个悟性。我整个人一下子变得很轻松。
  人这一辈子总是想证明一点什么。证明什么呢?有时候你自己也不是真的很清楚。在那之前,我特别在意的是“考试第一名”,要在每一次竞争中打败所有人。小时候在乡下,就是打败乡下人,后来到了城里,就想打败城里人。但是有了那次经历,我忽然意识到,原来的想法错了。打败别人,得第一名,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,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你自己,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。
  我想说的是,即使一个有十足自信心的人,也不一定真的意识到自己的价值。我一生都很感谢我的这个老师和这个同学。什么叫良师益友啊?这就是良师益友。他们两人,一个让我认识到我的价值,一个让我证明了我的价值。明白了自己的价值,你的自信心就不会被恐惧打倒。
 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
  有很多东西,我曾经那么刻苦认真地学过,可现在都忘掉了,真正留在脑子里的却没有什么用处。还有很多东西,我现在觉得很需要,可是却从来没有学过。
  ——童欣
  童欣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,适逢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。他知道这里的图形学研究小组相
  当强大,拥有全世界在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人,不禁心驰神往,当即送去应聘简历,在一番严厉的招聘程序之后,他被微软接受了。
  从那时到现在,5年过去了,童欣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里已是相当知名的人物。他的研究成果连续不断地进入“世界图形学大会”。这个“大会”是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科学家的圣殿,也被人们公认为衡量世界一流水平的试金石。如果一个研究团体的成果被“大会”接受,那么全世界的研究团体都会承认这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团体。如果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有一次被这个“大会”接受,就表明他的研究已具有世界水平,如果他的成果能够连续被“大会”接受,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世界一流的科学家。童欣的研究成果就具有持续不断的性质。在过去的三年里,他每年都有一篇论文在图形学大会上发表。这些成果让他拥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,也成了“微软四少”中的一个。
  他的生命的起点是张家口市,在冀北崇山峻岭间,与世隔绝。当年父亲和母亲告诫他“不要留在这个城市”,还要他“摆脱闭塞摆脱贫困”。于是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冲动,离开自己的家,去杭州求学,又从杭州来到北京。如今,他和他的家人都在北京定居了。父母对儿子的一切都很满意,最关心的是他的身体好不好,以及他是不是快乐。
  他承认自己很幸运,得到那么多机会,多年来付出的种种辛苦,全都有了回报。最重要的是,他在工作中感受到乐趣。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苦恼,比如他总是在心里想:过去这5年“失败要比成功多,起码也是一半对一半”。有时候拼命工作好几个月,写出论文,却被人家拒绝了。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,他就特别怀疑:“我做的事情到底意义何在?甚至对自己这辈子到底想追求什么样的东西,也会迷惑。”
  不过,在一连串大的成功之后,他的心境比原来更平和了。“现在我成功了不会特别欣喜。失败了也不会特别悲伤。”他庆幸微软能够允许他失败,还庆幸自己“可以不断从失败中学到东西。”这是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没有过的感觉
  和所有最优秀的中国学生一样,童欣连续读了20年书——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硕士和博士。从7岁读到27岁。
  他出生在“动乱”的年代中。这一代人的童年没有那么丰富多彩,不像过去的孩子,有那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,想玩什么就玩什么;也不像现在的孩子,可以学钢琴学跳舞学绘画,这一代孩子到了懂事的那一天,就开始“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青春补回来”。从小学到大学,他们除了念书还是念书。“这并不是很好的经历。”童欣后来这样说。
  他上小学时,就听到很多年龄稍大些的同学说过类似的话,可惜他还不懂得如何接受别人的教训,一定要自己亲身去体验。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,要到自己摔过跟头之后,才能慢慢悟出一些道理来。
  童欣小学和中学的学习成绩都不错,虽然不是第一名,但总是排在前面,所以父母对他很放心,从不过问他的考试。
  他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,但他总是说自己“不是什么天才,至少我周围有很多人比我聪明。”他总觉得聪明孩子都很贪玩,只是到了快考试的时候才用功。而他从来不敢这么干。“我不是这样的人。”他说,“光凭聪明我是做不好事情的,我还要用一些苦功夫。”
  父亲也相信儿子不是天才,但是他知道,聪明人一定是个会用脑子的人。所以他总是把一句话反复地对儿子说:“干活要用脑子去干。”儿子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,他就会在旁边说:“想想怎么做才能做到最好。”比如有一次削铅笔,童欣坚持自己动手,他的动作笨拙,铅笔削得很难看,“就跟狗啃的似的”。这时候父亲就会把铅笔和小刀再次塞到他的手里,让他重新开始,还说:“要用脑子去削,不是用手削。”
  童欣从小到大,父亲把这句话说了无数次,这成了童欣记忆最深的一句话,对他的影响特别大。
  他有一个惊人的素质,就是考试时心里没有一点负担,也不紧张。高考之前的复习阶段,在很多孩子看来就像是地狱一般,一切正常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,弄得一团糟。但是童欣把这件事情看作一种既定程序。自己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好,到什么时间就做什么事情,连“早上买早点”、“在操场上跑步三圈”这样的事情也一丝不苟。他也从不熬夜加班做习题。每天晚上到9点就睡觉。有时候他发现自己无法像同学们那样日夜奋战,不免心里不安。这时他就会想到父亲说过的话,“干活要用脑子去干。”

  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稳定的、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完成了所有学业,按照老师的要求,把该记熟的课本都熟记在心,把该做的习题都做了好几遍,然后考上他想要的大学,没有任何波澜起伏,也没有任何意外的事情发生。
  只是有一件事情,时间过去越是遥远,他反而觉得距离越近,那就是他的学生时代。他越来越经常地回想那时的故事,觉得自己得到的教训比经验多:“有很多东西,我曾经那么刻苦那么认真地学过的,可是现在都忘掉了,真正留在脑子里面的却没有什么用处。还有很多东西,我现在觉得很需要,可是却从来没有学过,因为课本上没有。也许课本上有,但我那时觉得对考试没有什么用处,就没有好好学。”
  于是,有个念头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:“如果让我重新上一次学,我会怎么做?”看上去有点儿像一篇“e学生”的宣言书:
 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,我会在数学和英语这两门课多下一些功夫。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这两门课重要,可惜上学的时候不明白这些。
 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,我就不会像从前那么卖力地读死书。我不会仅仅为了分数就拼命去学那些我不感兴趣的课程。我可能只让它及格就够了。我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一些课本以外的东西。我会培养自己的兴趣。我要读更多的书。
 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,我会更自觉地去掌握学习的方法,而不再只是灌输知识。现在看来,我的知识还是太死。这样的知识积累得越多,大脑就越是不能进入特别活跃的状态。我现在才懂得,死记硬背的人聪明一时,寻找方法的人聪明一世。
 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,我会请老师改变他们的教育方法。他们太重视对与错,太忽视提出问题。他们让学生得到了很多知识,但是并没有让学生掌握应用知识的方法,也没有让学生学会获取新知识。
 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,我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背书,因为我已经明白,最重要的不是记忆,而是理解。你对你所学的东西要有一个理解,就像我爸教育我的话,你要用脑子来干活。用简单的重复来掌握知识,可能是最笨的方法了。
 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,我一定会变得更聪明。我爸爸还有一句话,如果你是聪明人的话,看到别人摔一个跟头,你就不会摔同样的跟头。如果你不是很聪明,你可能自己摔一个跟头,不会再摔第二个。如果你是最笨的人,你下次还要摔同一个跟头。我已经看到了别人摔的跟斗,也看到了自己摔的跟斗,至少,我不会再摔同样的跟斗。
  自信的力量
  那些敢于去尝试的人一定是聪明人,他们不会输。因为他们即使不成功,也能从中学到教训。所以,只有那些不去尝试的人,才是绝对的失败者。
  ——张亚勤
  中国科大少年班被人们叫做“神童集中营”,但是如果有谁要到那里去寻找所谓“神童”的证据,十有八九是要失望的。
  “我的那些同学们,到今天,有些很棒,有些很平常,还有的不怎么好。”亚勤这样评价当年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们:“所以要说这少年班究竟怎么样?我觉得现在评价还早。其他大学的少年班也是一样。什么叫成功?什么叫失败?大家的标准不一样。我们这些人才三十多岁。这个年龄的人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。”
  在过去25年里,中国产生了数以千计的“少年大学生”,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亚勤,在他之前,有一个孩子已捷足先登。
  他叫宁铂,是中国大学少年班的“第一人”,非常聪明伶俐,又很听话。中国人心中一个完美儿童的种种要素,他都有了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,他成了第一个少年大学生,也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。他们让这孩子出名,让这孩子成为“神童”,让这孩子放射出一种既神秘又炽烈的光彩,让这孩子成为全国儿童学习的榜样,也成为父母们教育子女的新模式。
  宁铂和亚勤同在一个学校读书,但那时候他的名声远在亚勤之上。“当时我们只知有宁铂,不知有亚勤。”三年后进入中国科大的李世鹏这样说,“可是很奇怪,20年以后,这两个人竟颠倒过来了。”宁铂成了人们心中的那种平凡的人,默默无闻,只有中国科技大学的人才知道他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个老师,而亚勤的名字风靡全世界。
  亚勤有一次谈到这件事,仍然觉得宁铂比自己更聪明。“至少,”他说,“我不比宁铂更聪明。”
  宁铂的不幸在于,人们加诸在他身上的荣耀和期望过于沉重。他那时候毕竟还是个孩子,无法负荷那么重的东西。他开始担心自己的能力,害怕失败。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失败,因为没有人会接受一个“神童”的失败。他由此失去了“神童”身上最神奇的一个东西——自信,甚至对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,也畏首畏尾,不敢伸手去拿。
  我们已经叙述过亚勤在高考中的那种主动的、全身心的投入,也叙述了那次研究生考试给予沉向洋的重大影响。现在我们想要说,宁铂也曾面对差不多同样的事情,只不过,他的决定完全相反,结果也完全相反。
  他总是想:“万一失败了呢?”
  大学毕业之后,宁铂在内心里强烈地希望报考研究生,但是他一再放弃自己的希望。第一次是在报名之后,他放弃了;第二次是在体检之后,他又放弃了;第三次,他甚至领取了准考证,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,他又放弃了。他后来再也没有为自己争取类似的机会。
  亚勤后来谈到自己的同学,异常惋惜:
  我相信宁铂就是在考研究生这件事情上走错了一步。他如果向前迈一步,走进考场,是一定能够通过考试的,因为他的智商很高,成绩也很优秀。可惜他没有进考场。这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的问题,他也许是怕考不好就丢了面子,所以我说他做错了判断。
  这都是一念之差的事情。我就用我的例子来讲,那一年高考,我病在医院里,其实完全可以不去参加高考,可是我就少了一些顾虑,多了一点自信,所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选择。而宁铂就是多了一些顾虑,少了一点自信,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,结果智慧不能发挥,真是很可惜,到后来,很多机会他都不敢去尝试。那些敢于去尝试的人一定是聪明人,他们不会输。因为他们会想,“即使不成功,我也能从中学到教训。”所以,只有那些不去尝试的人,才是绝对的失败者。
  有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看过去,对比周围形形色色的人,就会发现:有些人比你更聪明、更杰出,那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,事实上你和他们一样好。如果你今天的处境与他们不一样,只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不一样。在同样一件事情面前,你的想法和反应和他们不一样。他们比你更加自信,更有勇气。仅仅是这一点,就决定了事情的成败,以及完全不同的成长之路。
  自信是什么
  张亚勤的观点:自信是一种感觉。
  自信是一种感觉。一个人的成长,然后成功,往往靠这种感觉。这种感觉引导了你的判断。一个正确的判断,不仅决定你在一件事情上的成败,更重要的,它就是你走向哪个方向的分界线。比如有两个人,有着同样的环境,其中一个突然就上去了,另一个人可能永远都上不了这个台阶。最重要的区别是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判断。这个东西无法用考试分数来衡量
  ,但却具有决定意义。我从小到大,周围总是有很多人,只因一念之差,后来就一切都不同了。
  王坚的观点:自信是你内心的标准。
  有些人一定要得到第一名,一定要读个重点中学,或者名牌大学,才能让自己更自信,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自信。那些过分强调成功,极力想要证明自己的人,其实是不那么自信的。一个真正自信的人,一定非常强调自己的观点,但是也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观点。放弃也是需要自信的。过分地想让别人认可自己,比如一定要争“第一名”,就算得了第二名都会认为自己有问题,这不叫自信,叫“底气不足”。本质的问题还是,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,是自己内在的标准,世界上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清楚你自己的,你用不着通过考试来证明自己的学习好不好,也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。
  张宏江的观点:自信就是摆脱束缚。
  中学以后我开始懂事,周围的人越来越多。我发现我的生活跟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,跟在学校里面也不一样。于是我开始表现自己,开始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,有了一种往上走的愿望。当我强烈地想要超脱中学和大学里那些教育方式的时候,或者说真正悟出了一个什么东西,摆脱了自己所受教育的局限性,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
  沉向洋的观点:自信是战胜恐惧的渴望。
  自信是一个人战胜恐惧的渴望。自信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成长能力抱有信心。我们应当像自己期望的那样成长起来,但是我们又总是怕这怕那。其实最恐惧的事情不是别的,而是恐惧本身,所以自信是在战胜恐惧中获得的。你只要留意一下,就会发现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,自信需要培养。可是,人们总是梦想不付出代价就获得自信,就如同他们总是梦想不用劳动就获得财富一样。
  新发现
  1.在“你是否自信”这个问题上,我们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做出肯定的回答。这同他们对“你是否聪明过人”这个问题的百分之百的否定形成鲜明对照。
  2.在100%认定自己非常自信的同时,又100%地有过恐惧、紧张的经历。
  3.抛弃了自信和成功联系在一起的旧观念。事实上,建立在成功基础上的自信并不牢靠。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价值的深刻理解上,而不是建立成功上,因为没有人能永远成功而不失败。
  4.只是在那些不够自信因而特别想要证明自己的人身上,是否成功以及别人是否认可,才显得特别重要。真正自信的人并不在意某些“公认标准”,比如是否超过别人。他们更在意自己内心的感觉。
  5.教育是培养学生自信的过程。
  我到底要什么?
  英文difference,可以与中文里的“不同”、“差异”或者“特殊”相对应,可是这个词里的另外一种含义,不仅无法和中国人的文化相对应,而且南辕北辙。西方人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的时候,通常表示一种强烈的赞扬。事实上,与众不同在西方文化中总是被看作一种正面的品格,受到鼓励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往往相反,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总是给父母和老师带来烦恼。当大人对孩子说“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”、或者“怎么就你特殊”的时候,脸色一定非常难看,那是在表示一种强烈的斥责。如果他们说,“看看
  人家,你怎么就不知道学一学”,那一定是在要求孩子把自己变得像别人一样。
  2003年夏季的一天,在北京一个普通人家里,父亲和儿子之间有一段对话。当时父亲正在电脑上写一句话:“我们站在21世纪的入口处,世界千变万化,可是整个社会都在做一件事情,那就是要求我们的后代成为一模一样的人。”
  写完之后,他忽然想和儿子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儿子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,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完成了学校的所有课程,得到很不错的成绩,但却总是对学习对学校表现出强烈的厌恶,所以父亲觉得儿子一定有话要说。
  “是啊,”儿子看到父亲写的话,当即认可,“我已经上了12年学,我和我的同学们每天都在读一样的书,做一样的作业,老师拿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,不是对就是错,然后我们通过同一张考试卷,然后我们奔着同样的目标——好大学。”
  “你觉得不该这样?”
  “要是让我自己选择,我不会这样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。”
  “那么你到底要什么?”
  “那……那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只知道我不想像现在这样读书,可我说不清楚我到底想要什么。奇怪,这问题我怎么从来没想过?”
  “去年你和500多万个孩子一同考大学,今年更多了,有600万。这么多孩子都在努力,可是有多少人从这种努力中享受到快乐?大概最强烈的感受是苦不堪言。”
  “岂止苦不堪言?简直是生不如死。”
  “所以,你要做的事情,不是爸爸妈妈老师同学要求你做的,不是你‘不得不做的’,不是你‘应该做的’,而是你‘想做的’。”
  “可是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吧。我们国家的教育已经定型了,谁敢不按它的路子走?除非你直接把清华、北大给拆了,学生不分先后,大学不分好坏。”
  “不是把学校拆了,而是把你对学校的看法拆了。”
  “把‘看法’拆了?”
  “对,改变你对学校的看法。”
  读过这段对话,我们再回头来看“difference”,可以隐约感到,这个英文单词包含了“e学生”的第三个秘密,那就是:
  我到底要什么?
  “深蓝”是怎样炼成的
  我不是教授的好学生。因为我不喜欢按照教授的计划走,总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  ——许峰雄
  80年代后期计算机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,轰动世界。它们出自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的两个学生。
  其一,全世界有几十位最优秀的计算机专家在研究语音识别技术,他们全都绞尽脑汁,想让电脑听懂人类的语言,但是直到1987年,有一个20多岁的学生开创了历史,那就是李开复。
  其二,1988年,一台名叫“深思”的计算机第一次成为“国际大师级棋手”,并且战胜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本特·拉尔森。它的制作者是许峰雄。
  直到今天,许峰雄和李开复仍然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骄傲。如果我们回过头来,重新估量这两个人的杰出表现,就会发现:每一个学生身上都拥有无限的潜力。大多数学生从来没有尽善尽美地表现自己的能力,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,从来没有产生过一种想要抓住什么东西的冲动。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,感觉到它正在前边召唤,不顾一切地去抓住它。强烈的渴望不但产生了勤奋,还创造着天分,激励着他们超越一切障碍,与众不同。

  我们在《追随智慧》中已经叙述过,李开复是如何与15位专家分道扬镳,另辟蹊径,而他的导师罗杰·瑞迪教授又是怎样“不同意他,但支持他”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许峰雄。当年他是比李开复早一年入学的博士生,如今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。
  看见许峰雄的时候,我们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“深蓝”:这就是那个被叫做“深蓝之父”的人吗?
  是的,就是他。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制作出来的那台“深蓝”是个庞然大物,有1.4吨重,里面装了32个并行处理器、世界上所有国际象棋大师的棋谱,还拥有每秒计算2亿步棋的能力。1997年5月11日,许峰雄用它战胜了卡斯帕罗夫。后者拥有很多辉煌的头衔:国际象棋世界冠军、世界排名第一、特级大师、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棋手。所以,“深蓝”的胜利让全世界电脑和人脑两大领域又惊又喜,还有一种五味俱全的感觉。自从1958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那台名叫“思考”的计算机掀开与人类博弈的第一页,“40年人机大战的历史”就在这一天彻底改写了。
  “别人都说你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,是吗?”有人这样问许峰雄。
  “我也不知道,”他腼腆地笑了,“我们学校不分名次,学生也就是合格和不合格两种。不过,我不是教授的好学生。因为我不喜欢按照教授的计划走,总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  此人中等个子,看上去温文尔雅,年龄不算大,却已早生华发,一副深度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,有时候有些木然,心不在焉,但是突然间又会神采飞扬,把脸上的表情甚至全身都带动起来。1997年5月那次持续一周的“人机大战”之后,“许峰雄”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传扬开,也为很多中国人知晓。但是昔日的同学和今日的同事并不叫他“许峰雄”,而是叫他“cb”——crazybird,意思是“疯狂鸟”。
  “cb”的早期教育简历很简单,但却令人印象深刻。他出生在台湾,自幼“好新奇之事”,中学时期“奇思妙想层出不穷、天空海阔恣意驰骋”。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成绩优秀,但他给同学留下的印象是“思想异于常人”、“特立独行”。1982年他来到美国,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,又是一个“不务正业”的学生。他所谓“不是老师的好学生”,包含了如下一个事件:有一天校园出现一个“黑客程序”,可以控制老师学生的计算机系统,还能把人家私下往来的电子邮件发布到学校网站的电子布告栏上,以至那些诸如“昨天我在洗手间捡到的连裤袜是谁的”之类的隐私也被公开。结果证明始作俑者正是“cb”,而他只不过是在“愚人节”里开了一个玩笑。当今微软公司负责全球科研的高级副总裁里克·雷斯特博士,就是这一事件的“受害者”之一。那时候雷斯特是这所大学里的教授,而“cb”是计算机系一个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。
  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,再次证明此人所谓“特立独行”不是夸张,他后来总是说,自己走上“人机博弈”的道路“完全是机缘”,也是在说这件事:
  有位教授来找我,要我帮忙去完成一台能下国际象棋的电脑。我喜欢下棋,也喜欢电脑,还知道让电脑学会下棋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很多年,但直到那时为止,电脑还只是具有业余级别的棋力。我喜欢做这件事,可是我不能同意教授的计划。他们打算按照国际象棋的64个格子做出64块芯片,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东西。我觉得这种做法很笨,对教授说:“现在的技术可以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晶片,为什么要做64块?”教授坚持当时流行的观点:如果加快电脑速度,必然增加电脑体积。我说“不一定”。结果我和教授发生了冲突。我说:“如果你做成一个芯片,我就参加。”教授很生气,说我“根本就不想做。”
  “cb”离开教授,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:“我非要做出一个来。”
 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导师孔祥重。导师支持他,但又说:“人家已经开始,你忽然另起炉灶,所以一定要做得很快。学校没有时间等你。”
  导师问他需要多长时间,一年还是三年?
  他说:“6个月。”
  对他来说,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程。没有人要求他去做这件事,那是他自己想要的。“很多事情,你不做就不会理解其中艰难,一旦做起来,才能发现自己低估了困难的程度。”他这样说,“面对那么一大堆问题,我有时候担心自己也许要做10年。”旁人遇到这种情况,也许会退缩,至少要求导师给自己更多的时间,但他是“cb”——疯狂的鸟,他不肯退缩。
  每天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。他要把36000个晶体放在一块长6.8厘米宽6.7厘米的芯片上,每一条线路都要重新设计,这用掉了第一个月。然后把一点一线画出来,有几万个点和几万条线,其中大部分依靠手工完成,这又用去了4个月。每天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,昏天黑地,不分昼夜,但最大的问题是“前途难测”。他一边往那小小的芯片里面塞进晶体和线路,一边对自己说:“应该可以。应该可以。”
  第六个月开始的时候,他把36000个晶体连同所有电路全都装在芯片上了,再多一条线都加不进去。然后开始检测,在发生错误的地方重新开始,这用去了他的最后一个月。“6月限期”全用完了,他的芯片真的诞生了,不仅能够正常工作,而且证明比那64个芯片组成的系统还要快10倍。
  他把自己的第一个成就叫做“晶体测试”,它的样子粗糙,甚至不是一台像样的电脑,但是同学们都在为它惊讶不已,对说他:“你应该带着它去参加国际象棋比赛。”他去了。在一场机器对机器的博弈中,“晶体测试”两胜两败。那是“cb”第一次参加大师级别的比赛,时在1986年。
  初试锋芒,“cb”信心大增。他继续在“晶体测试”上投入自己的激情和智慧。一年后,“晶体测试”参加北美冠军赛,战胜所有对手,成为冠军。
  “cb”现在狂热地爱上了他的芯片,热情与日俱增,似乎没有止境。“我想做一台更快的机器。”他对同学说。他已经计算出,如果能把电脑的速度提高1000倍,就能接近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能力。
  导师看出学生前途无量,给他5000美元,要他做出一台真正的电脑来,还为电脑取了个既浪漫又沉稳的名字,叫“深思”。
  一年以后,“深思”诞生。“cb”带着它去参加比赛。这是他第一次带领电脑与人脑下棋。“深思”一往无前,进入决赛,可惜在关键一役中输给一位特级大师,屈居亚军。
  “cb”把“深思”带回家去,再接再厉。现在“深思”已经有了200块芯片和两个处理器,每秒钟能分析70万个棋位。半年以后,“深思”战胜特级大师本特·拉尔森,声名大噪。
  “深思”如果是一个人,也有人类的七情六欲,那必是当之无愧的“国际大师”了。事情做到这个程度,“cb”已是全校闻名的传奇人物。教授们开始对新来的学生津津乐道:“我们的机器是全世界第一个击败国际大师的电脑。”“什么叫研究?这就叫研究。”
  这一年“cb”毕业了,取得博士学位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正为推进它的“人机博弈”煞费苦心,听说此事,当即认定此人的工作具有“世界级”的水平,甚至有可能击败世界冠军。于是公司派人前来游说。说ibm将帮助他制成更大更快的计算机。这正是“cb”想要的,他和两个伙伴进入ibm。这一年是1989年。
  从“晶体测试”到“深思”,“cb”用了4年。现在他要开始新的历程。新电脑改名叫“深蓝”,其理论上的根据源自他的博士论文。那时候“cb”已经全美知名,因为《纽约时报》在头版发表文章,说这是一场“电脑与人脑之间的战争”,弄得人们既兴奋又紧张。
  这场“战争”的结局现在人人都已知道,但是“总攻”发起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仍然漫长。从“深思”到“深蓝”,cb和他的“三人小组”用了8年,其间有过无数失败、无数烦恼、无数惊喜、无数不眠夜,这一切外人至今还不知道。人们津津乐道事情的成败,“深蓝”的胜利和卡斯帕罗夫的失败,成为那一周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。美国的《时代周刊》、《纽约时报》,英国的《卫报》,还有新华社、美联社、路透社、共同社,纷纷报道,连中国的《人民日报》这样的严肃报纸也加入进来。ibm甚至单独为这场比赛申请了一个站点,每天有上千万用户访问该站点,发表见解。“这是一部像人的机器和一个像机器的人之间的决斗”,印度人阿南德这样评价“深蓝”与卡斯帕罗夫的较量。卡斯帕罗夫说他“没有想到电脑会如此像人一样下棋。”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则名声大振。他们为这次比赛投入1000万美元,然后把70万元的“胜利者奖金”发给了自己,又从股票价格上涨中收益2亿美元。
  但是“cb”并不在意这些,在他的记忆中,事情的起点才是最值得怀念的。“一切都基于一个信念”。他这样说,“信念会促使你持续不断地努力。”
  《纽约时报》当年的一篇评论说,ibm导演的这场“人机大战”,是演给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看的,“‘深蓝’已经打败了棋王卡斯帕罗夫,它能打败比尔·盖茨吗?”
  如今,“深蓝”功成身退,它的一部分捐给了博物馆,另一部分则存放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,作为资料,也作为纪念。“深蓝之父”许峰雄并没有向比尔·盖茨挑战,他在2003年春天加盟微软,来到比尔·盖茨旗下。
  张亚勤说,他是“很安静、很坚韧”的科学家,脑子里每时每刻都跳动着“各种各样的想法”,一旦决定了主攻方向,他便会“执着地整合各种资源”。
  沉向洋说:“他应该是所有中国学生的榜样,当然,也是我的榜样。”
  他自己说:“当时我也没有想到,这件事情一做就是12年。”有一次他还对朋友说起自
  己为什么到那么大的年龄才结婚:“在战胜卡斯帕罗夫之前,我根本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。”
  开窍
  我终于找到了能让自己心花怒放、精神振奋的东西。那一天我对自己说,大学的后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绩了。
  ——李开复
  我们的研究对象有个共性,值得一提。那就是,几乎每个人在学习期间都有一个发现自
  己的过程。这过程包含了两个内容:
  1.先是发现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;
  2.然后才是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所在。
  一旦进入这种状态,他们就会感受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心底涌出,那情形就像很多人说的,“开窍了”。这是一个突然爆发的时刻。沉向洋的“开窍”发生在大学三年级,张亚勤是在读博士的时候,李开复也是在大学二年级。在此之前,是一个逐渐演化逐渐积累的过程,有点像火山喷发之前的沉寂。
  下面是李开复“开窍”的经历:
  读中学时,开复希望能成为一个律师。到了上大学的时候,他选择了政治学和数学。他在以前从未想过其他选择。他的父亲是搞政治的,后来离开了政治的舞台在家里写书,也还是在研究政治。“父亲从没有说过他希望我做什么,但我觉得子承父业似乎是很自然的事。”
  对抗老师是他做的第一件具有政治和法律意味的事情。那时候他在台湾上小学,他的老师喜欢惩罚学生,最严重的惩罚是用竹尺打,稍微轻一些的就是罚款,常常把同学们的零用钱都罚光了。他回忆道:
  班里的同学都恨老师,都在心里想着发泄不满的情绪,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。我开始调动小聪明,偷偷计算老师罚款的数额:一天一天地加起来,结果惊讶地发现,老师从学生手里拿走了很多钱,但班费却没有增加。于是我说服同学们相信老师在贪污,向校长检举。校长痛斥老师一顿,老师回来痛斥学生,说是“共产党的行为”,还要追查检举者,但却无从下手,因为我已经预先防备泄露身份,检举信是用左手写的。
  第一次向权力挑战就大获成功,这让开复成了同学中的“明星”,也成为“正义的化身”。到美国之后读中学,他开始喜欢法律,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为社会主持公道的律师。
  有一天老师要大家写一篇作文,题目是:“谁是美国人面临的最大的敌人?”中国的学校不会出这样的题目,因为这类题目的答案是形形色色的,没有一个标准的对与错,老师就失去了评判的依据。但是开复在美国学校里遇到的题目,大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老师可能说出一些参考书目,让大家自己去看,等到看了一大堆书之后才发现,原来书里并没有现成答案,还是要写出自己的想法。
  “我当时看着老师的作文题,忽然豪气大发,写下自己的答案:《漠视——美国人面临的最大的敌人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在作文里写道:越南战争给很多美国人带来影响,抽烟喝酒,不看新闻,不看报纸,还吸毒,没有一个很好的目标。人们在心理上“什么都不在乎”。过去美国人只关心自己,这还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形,因为这在客观上对社会有好处。可是现在,美国人连自己都不关心了。这是最大的问题,比“贸易逆差”、“环境破坏”之类的问题还要坏。因为,这个国家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有效,就是因为人人都能受教育,都能关心社会。如果人们什么都不在乎,民主制度就要完蛋了。”

  那时候开复还只是个中学生,有这样的思想不免让周围的人大感惊讶。他的《漠视》获得优秀奖,也是那一年全洲最好的10篇论文之一。这似乎证明了他的政治天赋,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不一般。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选择专业,他第一个就选了人文学院。“那时候我认定自己是要当律师的,要么就是法学家。”
  不料情形不像他想的那样。他觉得上课提不起精神,成绩也不好,最让他沮丧的是,他感觉不到那股激情,甚至想把枯燥无味的课本扔到教授身上。有一个时期,桥牌成了他的精神支柱,每天要打好几个小时,有时候逃课,出去参加比赛。那一年他的桥牌成绩比他大学的学习成绩要好得多,曾在美国大学生比赛中获得第一名,还得到过一个“世界亚军”。“中国人都知道杨晓燕是美籍华人中的桥牌高手,其实她总是输给我们的。不过她很有风度,是很好的一个女性。”
  他就这样度过了大学一年级,学习成绩很差,也不在乎,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些什么。但他明白这里不是中学,政治也不再是写信检举老师那么简单的事情。他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出众之处,既没有那种炽烈的热爱,更没有献身的欲望,还很厌恶那些娴熟的政治技巧。“你走进这个世界,就不能再说实话。所以我到后来认定那不是一个好的事业。”于是他决定放弃政治学:“我并不为已经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而懊悔。我认识到那不是我想从事的事业,我没有在那里用掉我的半生甚至毕生的时间,这是我的幸运。”
  开复开始探求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,先去学习数学,但后来发现真正喜欢的是学校里面那台电脑。他去听了一个月的电脑课,就发现比老师懂得还要多了。那时候电脑还是打卡式的,很笨拙,但是对他来说却有巨大的魅力。当他发现有一个计算机和可口可乐的机器连在一起、学生坐在教室也可以看到可乐机里面有没有可乐的时候,就觉得真是奇妙无穷。
 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能预测计算机有着一个那么辉煌的未来,人们说到科学的时候,都是说数学家、化学家、物理学家,没有人说计算机科学家的,所以他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事业,“但是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喜欢它。所以我把数学也丢掉了,去学计算机。”
  “我终于找到了能让自己心花怒放、精神振奋的东西了。那一天我对自己说,大学的后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绩了。这是我作了那么多愚蠢的决定、经过了许多尝试之后的一个新
  决定。当我投入到计算机课程中去的时候,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,只有我的内心在说话。在我的记忆中,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,似乎没什么人很注意地听我说话。但现在情况不同了,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,我的老师和那些专家们都在仔细倾听,这让我非常惊讶,很受鼓舞,越发勤奋。每天16个小时用在学习上,而我根本感觉不到时间在流逝。有时候我想:“我准是疯了!”但我的确感觉很快乐。”
  从那时起,他果然没有a以下的成绩。大学毕业的时候,他是全校第一名。
  回顾那几年的学习生活,开复到现在都十分庆幸。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家,能让亿万不同国籍、不同种族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,因为他的发明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,这给他的生命带来意义。然而,他可不是在一个早上就踏到这条道路上来的,那是不断幻想、追求、尝试、改变自己的结果。
  做最好的“你自己”
  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,想想挺可悲的。
  ——凌小宁
  凌小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,有一段在国内读中学读大学的经历。现在想想,那时的课程都不记得了,但是有一篇鲁迅写的文章,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。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写了中国
  民族的一些问题,大意是说,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、任性的反抗,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,见胜兆纷纷聚集,见败兆纷纷逃亡……小宁在美国生活多年,直到今天还能把这长长的一段背诵出来,而且时间越是久远,他就越是感觉到鲁迅的话真是有道理。
  “这就是说,中国是一个‘随大溜’的民族。”小宁说,“我们从小受的是集体主义的教育,人人都有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,都在追逐一个东西,都希望做一件事。”
  出国多年以后,小宁回到中国,和中学时代的同学们相聚在一起,有人建议大家轮流讲述当年的故事。于是,20多年前的往事一件一件铺排开。
  “我要讲个凌小宁的故事。”有个同学说,接着就开始讲起来。
  那是1966年盛夏,文革正在高潮,政治的批判轰轰烈烈。这班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只有13岁。有一天,大批判的矛头直指班主任易老师。几个同学是组织者,站在讲台上,全班50多个同学都坐在下面,小宁坐在最后排。易老师被押上来。她才20多岁,从北京大学毕业不久,来当老师,现在站在学生面前,垂首弯腰。有人用细铁丝拴住一块黑板,挂在她的脖子上,下面还吊着砖头,在黑板上写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”,还写“大流氓,大破鞋”。一人高呼口号,要打倒她,大家都跟着,小宁却在后面沉默。有个同学拿了一堆大蒜来,往老师脸上抹,还把老师的鞋脱下来,拿来打她的脸。就在这时,小宁似乎忍无可忍,他站起来,大声说:“你们这样做不对,老师对我们挺好的,你们为什么这样对老师?”一语出口,满座又惊又怒。同学们斥责小宁,教室里像炸锅似的。小宁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怒气,跳将起来,冲到前面,又把老师脖子上的黑板摘下来,摔到地上。老师一直默默忍受诸般凌辱,此时忽然哭了,泪流满面。小宁看到老师的脖子被铁丝勒出血痕,鲜血淌下来,似乎更气,抢上一步,把那堆大蒜扔出很远,又挡在老师身前。“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哭没哭,”他后来回忆道,“也讲不出什么道理,只觉得他们太过分了!老师太可怜了!”教室里吵得一塌糊涂,很多人说小宁“破坏文化大革命”。他说:“不管你们怎么革命,不能这样对待别人。”没有人站起来帮他说话,他感觉寡不敌众,转身跑出教室,有几个人跟他走了。批判会让他这么一闹,不了了之。
  当年主持批判会的那个同学,现在和小宁重逢。大家都是快50岁的人了,往事依然历历在目。“我那天特别恨你,”他对小宁说,“我心想,这家伙平时不声不响,关键时候跳出来反对我们。后来我再想想,真是很佩服你:做人就要这样做,不应该欺负弱小的人,要帮助弱小的人。其实从那天以后,我一直在学你。”
  这是30多年以后的真情流露,在当时可不是这样。那一年大批判的热潮又持续了几个月,小宁觉得实在不能忍受,不再去学校。他回到家里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:做半导体收音机、搞化学实验、做火箭、做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。做这些东西要买零件、买工具,要花很多钱,而妈妈给他的零花钱总是不够。有一天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垃圾堆里发现很多废弃的铜丝,大喜过望。他每天到那个垃圾堆上去,把那些铜丝扒出来,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,把几角几分攒起来,凑足一笔钱,就跑到商店去买回一个无线电零件。他沉浸在自己的发明世界里,丝毫没有感觉到“捡垃圾”是一件不光彩的事。有一天,他正在垃圾堆里扒着,邻家孩子看到了,嘲笑道:“你怎么在干这个,真不像话,给你家里丢脸,也给你自己丢脸。”小宁一点不脸红,还是不停地捡,心里想:“我又没偷没抢。我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来。”
  很多年后,有人和小宁谈到这些往事。他说:
  做人做事,道理是一样的。你不应该总是跟着别人走,也没有必要看别人怎么评价你。做你自己!你就会发现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。激情一定就在那个地方。认识到自己的激情所在,不要压抑它,把它开发出来,你可以看到,你的价值就在这里。
  小宁是在32岁那年到美国求学的。他发现美国人的文化是强调个人价值,强调与众不同,这一切似乎格外符合他的本性。一个人怎么样才算有价值?美国人的理念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。他们不是人人都希望做科学家,都希望做大人物,不认为一定要很有学问,一定要挣很多钱。他们更在乎自己是不是快乐。只要自己高兴,做一个饭店服务员、做一个普通的售货员,都很有满足感,不会因此就觉得比别人矮一头。
  儿子的童年和他不同,都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。有一天他问小儿子:“你长大想干什么?”
  儿子说:“我不知道。”
  “你想不想当总统?”
  “不想。”
  “为什么?”
  “那个人太累。”
  这细节让小宁经久难忘,因为他从这里看出,美国的孩子想的都不一样,而美国的父母一定是尊重孩子想法的。
  然后,小宁又讲了一个故事。这件事他对很多中国的朋友说起过:
  我在微软公司有个同事,他非常优秀,是个很出色的计算机科学家,而他的哥哥是个乞丐,真正的乞丐,整天在外面流浪,依靠别人的救济和施舍生活。
  有一天我对他讲起中国孩子的成功观念,他就给我讲了他哥哥的故事,讲的时候脸上没
  有任何尴尬的或者不光彩的表情。看得出来,他不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哥哥是一件丢脸的事情。他承认他哥哥生活得非常开心,“可以想上哪儿就上哪儿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没有任何压力,也不对任何人负责。所以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。”
  “那么,你父亲呢?”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律师,很体面,也很有钱。于是问:“你父亲怎么看待你们兄弟俩?”
  他告诉我,父亲一点也不干涉大儿子的选择,从来不会骂这个大儿子不争气,从来不会说“看看你弟弟多有出息,就你不争气”这样的话。
  有一次大儿子回家,父亲看他的衣服实在太破,于是给他200块钱让他去买新衣服。儿子问:“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自己选择买什么样的衣服?”
  “当然。”父亲回答,“你可以买一件200块钱的衣服,也可以买很多便宜的衣服。”
  结果这儿子买了一件200块的衣服穿上了。父亲看了就说“很好”,并没有说:“你这么穷还不知道节俭。”
  这是典型的美国家庭,是一种美国式的价值取向。父亲不一定会同意大儿子的价值观念,事实上美国的主流社会也不认为不劳而获、做乞丐是一件好事。但问题不在这里,而在于,他们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尊重、理解和接受别人的选择。即使是父亲对儿子也是这样。美国人认为,每个孩子都应当有自己的想法,走自己的路。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中国,你可以想象父母会怎么颜面无光,会怎么斥责这个儿子,恐怕不仅仅会说“你看看你弟弟,再看看你”之类的话,而且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措施,比如给他些钱要他做生意,然后他还不好好做,把钱给花光了,然后父母就伤心欲绝,觉得生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真是造孽。
  是要求孩子做父母喜欢的事情?还是让孩子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?中国的家庭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于前者,而美国的家庭肯定是后者。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。美国人的理念都是比较发散的,对他们来说,自由是最有价值的,自己快乐不快乐是第一位的。美国就是这样的“自我”。只在乎自己的感觉,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在美国的大学里,大部分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外国人,实际上不少美国人都不上大学,不是不能上,而是他们不想上。他们觉得不上大学也没有什么不好。
  所以说,美国人更体现多样化的个人价值,而中国人更喜欢统一,大家追求同一个东西,用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衡量成败。中国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受关爱的孩子,他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殿堂里,但却过着最不幸的生活,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做别人要他们做的事,拼死拼活,想方设法考上好大学,整天被压制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,个性都没有了,明知道这样不好,却摆脱不开。谈到这些,小宁的情绪似乎特别激动:
  我们中国人总在讨论怎样让孩子成功,其实还有更大的问题,我们的成功标准本来就有问题。过去我们并不认为这有问题。现在大家之所以感到苦恼,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开放了。世界的潮流在向前走。东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本来是不一样的,你很难说这个一定好那个一定不好,但现在全球化的浪潮就让这两种文化碰撞起来了,中国人出去了,外国人进来了,你怎么迎接这种碰撞呢?
  按理说中国已经变得很多元化了。经济上非常多元化,文化上也非常多元化,甚至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多样化了,社会观点也有很多变化。但是教育体系并没有跟上这个变化,教育的标准还是一元化的,就像大家说的,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,争过一座独木桥。争着做同一件事情,不管他自己是不是喜欢。
  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,想想挺可悲的。比如一个女孩子长到5岁6岁,母亲就一定要教她弹钢琴,因为一个女孩子到了那个年龄,要是不会弹钢琴,人家都会看不起你,所以非学不可。这就成了不是自己想怎么做,而是别人怎么看我。还是应了鲁迅说的那句话,大家都争着往一个方向去,很少有人去做一件和大家不一样的事情。
  大家都说,美国小孩不像中国小孩那么努力,不像中国小孩那么能吃苦,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他们是在体现一种多元化,让每个小孩最好地表现他自己,最大限度发展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兴趣,实现他自己的目标,而不是让每个小孩都来达到同一个标准。比如很多美国小孩的数理化很差,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数理化,他喜欢别的东西。
  其实所谓“优秀”,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“第一”、“第二”,而是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你的潜力。这是小宁在美国读书时最深的感受,现在他也总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说:
  “你不需要成为‘最好的’,只要成为‘最好的你自己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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